主講：薛仁明
這是薛仁明老師較早前“聞風相悅識孔子”的講座，講座中老師也談到了自己寫作《孔子隨喜》的故事。我們將所有資料整理出來，希望沒有去到現(xiàn)場的朋友，也能和我們一樣感受到不一樣的孔子故事。
正文：
主持人：各位讀者大家下午好！歡迎參加首圖講壇。首先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聽講氛圍，請各位關(guān)閉手機鈴音，謝謝！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五千年來未曾中斷，儒家學說在數(shù)千年的演變和發(fā)展中也未曾中斷，不過“五四”期間曾激憤地喊出過“打倒孔家店”，在今天看來這聲音大概是有些絕對了。今天首圖講壇就榮幸邀請到臺灣作家、學者薛仁明先生帶著他新近出版的《孔子隨喜》一書來與各位聊一聊他心中那個沒有被誤會的孔子。今天正值仲春，大好天光又是“世界讀書日”，我們講座題目也非常的詩意，下面就有請薛先生帶來講座——“聞風相悅識孔子”。
薛仁明：（那邊的朋友被擋到了，這個投影幕是做什么用途的？）今天來了這么多人我蠻意外的，我之前在杭州、上海還有成都分別有幾次的講座，還有幾次的新書會，沒有看到那么多人，今天這么多朋友來，我確實有點兒意外。待會兒會后有幾個之前，因為某些機緣，尤其是因為我大陸的年輕朋友幫我經(jīng)營的博客，跟我結(jié)緣的那幾個朋友，麻煩會后留下來一下，因為我只知道你們的名字，可是我還沒看過你們的人，待會兒請不要先跑掉，不然會變成我這一趟北京之行很大的遺憾。
今天跟大家談這個題目其實一部分也是在介紹我這個書，剛開始，一開始的時候主持人交待我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介紹一下我這個書名《孔子隨喜》，介紹這個書名，其實跟我們今天的題目當然有關(guān)系，我就先稍微講一下。我當初這個書的名字之所以會叫做《孔子隨喜》，有好幾層的考慮：
第一個考慮是向我自己的老師致敬。我自己有兩位老師：一位是現(xiàn)在在臺灣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個先生，他本身也是一個禪宗修學者林谷芳先生，他是我親自的老師，我跟隨他跟隨了八、九年；另外一個老師是我私塾的老師，他在1981年去世，我只是讀了他的書，可是對我的影響非常大，這位先生在大陸比較敏感，因為有受到一些誤解，不方便公開談太多，但是提他名字應(yīng)該沒有問題，那位先生叫胡蘭成先生，就是張愛玲她的那位大家說對不起她的那個男人。胡先生他曾經(jīng)在日本有一本書，名字就叫《心經(jīng)隨喜》，我這個書叫做《孔子隨喜》，那是有向他致敬的一個成份。胡先生除了《心經(jīng)隨喜》之外，他也曾經(jīng)在日本有一個專欄就叫《論語隨喜》，我現(xiàn)在在臺灣的聯(lián)合報，我還有一個《論語隨喜》的專欄到現(xiàn)在還在寫，可能要寫到今年9月份，當初會取這個名字，其實第一個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向胡先生致敬；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隨”那個字，我自己本身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儒家背景，我待會兒再跟大家提。我也很長時間地進入過新儒家的那一個傳統(tǒng)，就是現(xiàn)在兩岸學院里面有相當影響力的以熊十力的幾個弟子：牟宗三、唐君毅他們這幾個為首的所建立起來的一個新儒家系統(tǒng)，那個體系我以前曾經(jīng)在里面呆過一段時間，后來我離開了。后來也慢慢發(fā)現(xiàn)里面的問題，然后里面的問題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后來覺得他們談的儒家，跟真正的儒家是兩碼子事，最重要的一個差別就是你怎么談儒家，你這個說法、這個言說的方式本身跟儒家相不相應(yīng)。中國的傳統(tǒng)不管是儒、釋、道三家，或者是庶民百姓，中國人在談一件事情，在談事情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國人在談事情是比較對應(yīng)性的，就是我針對一個特殊的人、事、時、地、物我來說話，中國人他不會去做一個系統(tǒng)的論述，然后長篇大論，沒有對象，中國人不這樣子談事情的，中國人談話的一個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我們民間講的“見人說人話，見鬼之鬼話”，所以大家都知道，《論語》里面孔子回答他非常多的學生問同一個問題，譬如說最常問的問“仁”，但是大家會看到孔子的答案沒有一次一樣的，為什么？第一個對象不同；第二個時機點不同。這樣子時機、對象不同，本來答案就是要不同，如果答案都一樣那就有問題。譬如我今天一早從成都搭飛機搭到臺北來，成都這兩天很溫暖，我在成都都穿短袖，結(jié)果一到這邊兒感覺天氣還挺涼的，如果今天有一個人，看到我從成都過來，他跟我說：“你穿個衣服吧”，可是如果我從北京到成都去，他看到我，他跟我說：“你要不要把衣服脫下”，今天穿衣服和脫衣服他都是對著同一個人講，從同一個人的嘴巴里面講出來，可是這個里面有沒有矛盾，沒有矛盾，他完全沒有矛盾，因為他是不同的時空下講的話，可是如果我們把它擺在一起，現(xiàn)在叫你穿衣、現(xiàn)在又叫你脫衣，看起來很奇怪，可是問題是如果你把它還原回去原來的時空環(huán)境下，他根本就沒有矛盾，中國所有的學問，他的一個最重要的特殊點就是他全部都講求對應(yīng)，所以中國人不講求邏輯論證，然后不會做那個體系化的那種論說。所以后來學院里面新儒家他們那樣一種龐大的體系，那個東西他是用西方哲學的一個說法，然后把儒家的東西、把中國的東西套進去當材料，你言說的方式本身是西方式的，你用的材料再怎么中國，其實這個東西還是西方式的。我剛才舉一個例子，就是最近臺灣有一個很重要的舞蹈團體，好像有來北京，我知道有去上海、杭州引起很大的回響叫“云門舞集”，林懷民，有聽過的朋友請舉一下手，好，手放下。林懷民那個“云門舞集”他來到大陸，我知道最早在杭州那邊引起的一點騷動，因為我在杭州有一個雜志專訪的時候，那個雜志還特別問我這個問題，他就說：“林懷民他標榜說他自己的東西是東方的舞蹈，請問薛先生你的意見是什么？”我說：“這個叫胡扯”，為什么胡扯？他是用西方現(xiàn)代舞的身體線條來表演東方的情調(diào)、東方的元素，他用書法，懷素的行草，他用流浪者之歌，釋迦牟尼年輕還在當王子的時候，這些都是東方的題材，可是他本身的身體線條是現(xiàn)代舞身體線條。你們看到“云門舞集”的舞者，男舞者是上半身不穿衣服，女舞者是穿緊身衣，這個是西方舞蹈，西方對身體線條的一個觀念。你用這樣子的一個身體線條來跳，跳再怎么多東方的色彩，你這個舞本身還是西方式的。
我舉一個例子，如果我們今天用歌劇來唱《白蛇傳》，這個是東方還是西方？這個還是西方，這是歌劇。我們?nèi)绻镁﹦沓恶R克白》，這個是京劇，就是你那個形式、你那個傳達的方式這個才是關(guān)鍵，材料那個東西它可以變來變?nèi)サ摹?ldquo;云門舞集”它的整個身體線條，它本來就是把現(xiàn)代舞移植過來，在中國人的舞蹈、中國人的身體線條里面不是云門的身體線條，不是那種跳舞方式，一個最簡單的事情就是穿衣服。臺灣有一個重要的京劇演員叫做李保春，他的父親可能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很熟悉，就是李少春先生，中國京劇院非常重要的一個文武老生。李保春他這二十年來長期地在臺北擔任一個京劇團的一個團長，他有一次在臺北有一場屬于京劇形式的舞蹈，它本身是一個舞蹈，結(jié)果因為是舞蹈，他就請了林懷民先生來做個評論，做個意見的提供。結(jié)果林懷民就跟李保春怎么講呢？他說：“你這樣跳是挺好的，但是保春，你衣服為什么不少穿一點呢？你衣服干嘛要穿那么多呢？”李保春他自己因為他本身是一個演員，他對自己的文化只有一個繼承，可是他沒有自覺，所以當林懷民這樣講的時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回應(yīng)，可是今天如果讓我們來回應(yīng)，我們可以跟林懷民怎么講？“我們衣服干嘛要少穿一點，在中國的身體里面，中國的身體語言里邊，我穿衣服從來不會是扣分，穿衣服是加分”，大家看傳統(tǒng)戲曲，尤其是旦角里面的水袖，她不僅穿衣服，還把衣服穿得那么長，可是今天有的水袖，我們的戲曲的那個身段變得多么豐富，就是說在中國人而言，我們的中國的身體線條里面穿衣服他不會妨礙你的舞蹈，他是會增加你的身體線條的豐富性，為什么？因為這個是中國式的觀點，就是在這一個方面，中國的身體線條跟西方的身體線條，它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好，回到剛剛我們講的這個“隨喜”的問題，西方的東西，大家讀西方哲學就知道，它有一個嚴密的論證，有一個很強大的結(jié)構(gòu)。現(xiàn)在一般人因為受他們影響都覺得這樣才是對的，所以很多人讀《論語》覺得莫名其妙，講話有頭沒尾，常常很多事情只有結(jié)論沒有推論，然后常常非常多的話都是一步到位，大家就覺得這種話就是沒有意義，會覺得沒有意義這個是從西方哲學角度來判斷，你這個是沒有哲學，你是沒有意義，但是我們還是要先弄清楚這個是西方觀點，西方的觀點不是不好，不是不對，但是他就是西方觀點，西方的觀點他不能夠適用在所有的文明里面，尤其在中國文明，中國文明有中國文明自己說話的方式，有我們自己寫文章表達的方式，我這一本書既然是談孔子，我就絕對不能用學院里面那一種西方哲學的觀念寫一個句子，寫了五、六十個字，然后中間引了一大堆引號，然后還康德說什么，黑格爾說什么，這個說話的方式本身跟孔子就不相干，如果我說話的本身就已經(jīng)跟孔子背離，那我說了再多等于白說。所以，當初會把它叫做“隨喜”，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我的這個寫法也是一個對應(yīng)性的關(guān)系，就是今天有這個機緣，我們就來說吧，今天如果這個緣分挺好的，我們說完了之后大家很開心，這個是一個隨機，這個是一個因緣。談中國學問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原點就是大家要掌握住那個因緣，那個應(yīng)激，他一定要有這個緣，一定要有“隨”這個字，如果這一點懂了，大家去讀禪宗才會覺得太有意思了，禪宗的故事都沒頭沒尾，可是看著大家都覺得好爽快，他完全反邏輯，完全跟邏輯沒關(guān)系，但是我們會看到一個一個生命活活潑潑，很鮮明的生命，這么對應(yīng)著，因為它是活著的。在中國的傳統(tǒng)里面所有活的東西都是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今天我談孔子，我是希望談一個活的東西，所以叫做“隨”字。
然后大家知道“隨喜”這個詞，其實是一個佛教的詞，本身是一個佛家的詞。佛教從漢代傳進中國兩千年來，其實老早已經(jīng)變成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它當然有印度的色彩，可是到了后來的佛教，其實有更多、更多中國很根底的東西，所以佛教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東西已經(jīng)是滲入到中國文化的每一個角落，所以我們現(xiàn)在講很多話、用很多詞其實都是佛教名詞。比如說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走江湖，江湖其實本身是一個禪宗的名詞，江湖本身是因為以前在晚唐禪宗最興盛的時候，所有的禪宗大師就聚集在兩個省：一個是江西省，我編輯他們的老家；然后一個湖南省。當時所有的大師就集中在這兩個省，當時的禪宗大師還有一個特性，什么特性呢？有人千里而來，慕名，希望能夠在他門下獲得一些生命的對應(yīng)，結(jié)果跑到他門下之后，禪師、大和尚會稍微看你一下，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說不相應(yīng)，跟他其實不是那么合適，當時的禪宗，這些大和尚他們會主動做一件事，就是好，假設(shè)我湖南，我是一個大和尚，我就跟某某人講江西那邊有一個大和尚叫堯家榮，他更合適你，你去江西吧。他們會這樣子互相引薦，那個不是說他討厭他，不是，也不是說那個人比他厲害，不是，而是那個人更適合他。結(jié)果當時就有非常多中國最有腦袋最有生命力的一群讀書人就在江西、湖南這兩個地方來來往往，結(jié)果這個叫走江湖，結(jié)果江湖的這個意思后來慢慢變成我們今天“江湖”的那個意思，這個里面還是有一點道理，為什么？因為大家知道禪宗有很多和尚，生命力很旺盛、很強大，強大到有一些看起來像流氓，因為他們不被一般世俗的東西給框住，所以他們有一點草莽味，特別有生命力，平常看起來不順眼，可是真的遇到麻煩的時候，這種人特別厲害。像“江湖”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本身是一個佛教名詞，可是今天已經(jīng)深入到我們中國文化最基本的一個名詞，其實“隨喜”也是一樣，“隨喜”它是一個佛教詞，但是我們平常很常用。
大陸因為宗教有一段時間有一點斷掉了，大家知道臺灣的宗教傳統(tǒng)沒斷，而且這二十幾年來，佛教在臺灣發(fā)展得非常好，臺灣儒、釋、道三家這二十年來的情況：佛教是一枝獨秀，儒家奄奄一息，佛教發(fā)展得非常好。因為佛教發(fā)展得好，所以“隨喜”這個詞在臺灣用得更普遍，就是到處大家就用，然后這樣一個詞就是這是大家有這樣一個緣分，挺好的，大家就方便、方便，大家就開開心心的，我們把這樣叫做“隨喜”。我當初用這樣的詞，如果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是最后那個字——“喜”，這個字跟我們今天的題目就直接相關(guān)了，今天的題目叫“聞風相悅”，重點是在“悅”那個字。有一部分朋友有稍微翻過我這一本書，或者有朋友也參加在《北京晚報》看過我的《論語隨喜》的專欄，我曾經(jīng)有一篇文章就是談《論語》的第一篇的第一章，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的那一章，那一章，反正《論語》打開就是那一章，大家每次講就是講那邊。我特別提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論語》第一篇的第一章“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兩句話里面關(guān)鍵字第一個字叫“悅”，第二個字叫“樂”，“悅”跟“樂”就是開心，就是喜，我后來特別強調(diào)這兩個字，這兩個字我說是整本《論語》的關(guān)鍵字，也是談孔子的關(guān)鍵字，但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中國自從“宋明理學”興盛之后，那些談孔子的那些儒家身上已經(jīng)看不到這兩個字，然后影響多深呢？影響到現(xiàn)在。北京這邊我有一個朋友叫楊典，他本身彈古琴，也寫詩、也寫小說，很有才情，他幫我寫了一篇書評，那篇書評有幾個觀點很有意思，他怎么說呢？他說：從“五四運動”以來不管是任何人談孔子，反對的還是贊成的，都有共同的特征，就是說你不管是“打倒孔家店”的還是護衛(wèi)“孔家店”的，還是護衛(wèi)傳統(tǒng)的，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什么共通點？就是這兩幫人臉部肌肉都很僵硬，都很嚴肅，有時候會有一點兇，很容易生氣、很容易憤怒。然后連帶著他們這兩幫人講的孔子臉部也是肌肉僵硬的。他說：“薛仁明的這一本《孔子隨喜》有一個特點，就是這一百年來所有談孔子的書里面，他特殊在哪里？他第一次讓孔子的臉部肌肉放松，回到一個有喜氣的，知道悅、樂的那個孔子”，真的要這么談，大家會談，可是關(guān)鍵在哪里？楊典在那篇書評最后一段很有意思，他最后一段就不談我這本書了，他直接談我這個人，他說去年12月我因為一個機緣我來北京，我去他的工作室去跟他見了一次面，聊了一個多小時，看他喝茶，然后跟他聊天，聊天就瞎扯，聊古琴、聊戲曲、聊中國音樂、然后再聊點兒胡蘭成，結(jié)果聊著聊著，楊典說他平常他那個人不擅長跟人家應(yīng)對，那天我們共同的一個朋友叫陳軍，一個北大的中文博士在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工作，他那個人很木訥，也不太講話，他說就看我一個人比較健談，就是東聊西扯，扯完之后楊典說有一個很奇特的感覺，就是那一天薛仁明走了之后，他說“仿佛感覺到整個屋子里邊還有一種愉悅的氣氛，還在那邊飄蕩著，還有余韻，還在那邊搖著、搖著，晃著、晃著”。他那篇書評我自己很喜歡，為什么？因為我覺得你講誰都會講，可是問題是你自己又怎么樣，你自己做是什么樣，中國的學問除了是應(yīng)緣、除了是應(yīng)激之外，中國的學問還有很重要的特點，儒、釋、道三家重點不是你多會講，儒、釋、道三家是你做了多少，中國的學問一個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做不到的你就不要講。所以有朋友有我這一本《孔子隨喜》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我的書腰有一句話是非常怪異的，恐怕在任何一本書的介紹作者里面好像沒有看過這樣一個詞，那個詞就是第一行“臺灣的中國文化體踐者”，我到好幾個地方人家都會問這個詞什么意思，因為沒有看到過那么怪的詞，原因是什么呢？最先剛開始的時候我的責任編輯堯家榮當初原先設(shè)計的時候就是比較一般的說法，就是臺灣的青年學者、作家，后來我就請他把它刪掉，我說我不太喜歡被人家稱為學者，為什么？因為如果用孔子的意思，用孔子講的學者我很愿意，我覺得很榮幸，可是我們現(xiàn)在講的學者都是大學、學院里面的學者，我說我做學問的方式跟他們不對談，完全顛倒，如果把我看成是那樣的學者，我就覺得我很不習慣；第二個作家，我當然有在寫一些東西，可是我不太喜歡這種身份的認定，所以后來我就直接請他把它改成叫“中國文化的體踐者”。我住在臺灣，可是我對中國文化不只有情感，我從十幾歲以來長期地浸泡在這個傳統(tǒng)里面，我在體會，然后后面那個字“踐”，實踐，做了多少不確定，可是我希望我談的這些東西到最后在我身上能夠看得到痕跡，能夠付諸實踐，所以后來我才會那么喜歡楊典的那個說法，因為這個代表我所談的東西不是空口說白話，在我身上可以感覺到這個東西，我講的東西才是真的。我有一個小老弟，我前幾天在成都的時候，他連續(xù)三天都陪我，他在西南民族大學念書，他就說他們學校的老師他看著都不服氣，為什么不服氣？就是上課那么會講，那么愛講，可是下課跟他在一起就覺得很無趣，那些老師無趣得要死，然后講一大堆道理，真正面對事情的時候，那些老師比什么人都還無能，平常都空口說白話，他講的學問跟他的人不相干的，變成兩碼子事，對他就沒有說服力。中國的學問從來就不是這回事，你講的東西在你身上要看得到，這個是一個關(guān)鍵點，“隨喜”那個喜悅、那個悅樂，整個《論語》的關(guān)鍵字，他要在每一個讀《論語》的人的身上看得到痕跡，這個是我對《孔子隨喜》這四個字一個簡單的介紹。
我現(xiàn)在先打岔一下，我剛才有跟主持人先提，先跟她報備，懇求她的允許，本來原定我這個講座我講一個半小時，最后30分鐘由大家提問。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講中國的學問是對應(yīng)的，所以我希望我們把這個時間做一個更動，就是我講一個小時，我留一個小時的時間給大家提問。大家提問的時候，請大家不要客氣，什么問題都可以問。我回答不了我當然會承認我回答不了，可是不必限定什么樣的題目，只要大家覺得有趣，你就可以問。昨天我在成都談新書，談我的《孔子隨喜》，談到最后竟然有人透過微博要問我什么問題，叫我談?wù)勎胰齻€小孩，我在家怎么當爸爸的。因為跟在座各位比較起來，如果是老先生，比較老前輩就另當別論，如果是年紀跟我相仿的人，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人比較起來，我就可能很多地方比不上各位，但是有一點我是比大家有成就的，就是我比你們會生小孩，我生了三個，這個不能怪你們，這個因為政策的關(guān)系嘛。對這一方面，他們成都那邊問，然后我在雙流縣傳統(tǒng)文化研習會他們也在問，我后來發(fā)現(xiàn)他們都很有興趣，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他們來找我談孔子都是假的，我談孔子的時候有的人聽了還會打盹，我在講起我兒子的時候每個人都精神好得要死，為什么？很簡單，因為那個真實。所以我的意思是后面最后一個小時，大家有問題盡管問，我現(xiàn)在先跟大家提一下，大家可以稍微做一點準備。
（好，我現(xiàn)在繼續(xù)談，我喝口水。）
我這一次在大陸的行程拉得比較長，從杭州、上海到成都再到北京，因為我本來禮拜一一大早要回臺灣，后來又有人要請我到南方去，要到廣州、深圳、廈門，結(jié)果沒想到我已經(jīng)跑了那么遠的地方。這一回我有一個感覺特別深刻，就是我這一次見的大陸朋友分成兩個層面：第一個，就是比較社會一般的人，尤其像我在成都雙流縣他們那邊，我覺得很有意思，他們雙流縣他們由民間自己組成了一個傳統(tǒng)文化研習會，里面的成員各式各樣，有公務(wù)員，有企業(yè)的領(lǐng)導人，然后有水果店的老板，然后還有電臺的女主播，都有，結(jié)果我跟他們在談的時候特別有意思。可是我還見了一些知識分子，我跟知識分子講話很容易不對談，然后我跟他們談著、談著后來就發(fā)現(xiàn)很重要一點，我發(fā)現(xiàn)大陸的知識分子跟臺灣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很類似、很類似的地方，就是兩岸的知識分子“快樂指數(shù)”都很低，“憂郁指數(shù)”都非常高，我覺得非常多的人都很憂郁，你在這一群知識分子的身上，非常不容易看得到我們上面所寫的那個“悅”那個字，很難、很難看得到。然后除了這個共同憂郁的狀態(tài)之外，兩岸的知識分子有一點不同，不同在哪里？臺灣的知識分子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其實很關(guān)心臺灣的一些發(fā)展，我雖然來大陸來得不多，但是前后也來過了大概十六、七回，來了這么十幾回，我有一點點感觸就是大陸的朋友了解臺灣的情況遠遠超過臺灣了解大陸的情況，同樣的就像大陸了解全世界的情況也遠比全世界了解大陸的情況好很多，就這一點說實話是大陸這邊還擁有很多我們傳統(tǒng)中國人的那一個氣度、那個氣魄。臺灣，大家知道這二十年來自從李登輝當總統(tǒng)之后，臺灣在去中國化，去中國化的同時臺灣在民主化，民主化外表上看是很有成就，實際上不是那回事。我們姑且不論，就是臺灣的民主化后來造成一個很直接的結(jié)果，就是臺灣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完全被邊緣化，臺灣現(xiàn)在是一個不需要知識分子的一個社會，臺灣只需要名嘴，只需要表演的政客，所以你們可能有一些人有注意到，李敖這次又來大陸嘛，結(jié)果李敖這次在大陸的影響力迅速滑落，然后大家對他的批評跟上回比較起來也一落千丈，為什么？原因當然很多，其中有一點，有蠻多的人在李敖身上感覺到有一種特質(zhì)，覺得李敖好像有時候很會表演，為什么？臺灣這一、二十年來很習慣地把人變成表演型的人，因為你要在民主社會取得發(fā)言權(quán)，你就必須要會表演，包括政治人物，哪個政治人物你只要不會表演，你就被淘汰，這是民主政治一個最根本、最核心的問題。結(jié)果臺灣的知識分子因為被邊緣化，根本沒有人要管知識分子講什么話，結(jié)果臺灣的知識分子他就變成怎么樣？他就變成有一點虛無，他不知道干嘛，結(jié)果臺灣大概比較好的知識分子就是怎么樣？好，我們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食衣住行娛樂，生活的地方我們弄得比較雅致，弄得比較悠閑，弄得蠻有一點文化程度的，現(xiàn)在臺灣的知識分子，大概有的人搞這個搞得蠻有成績的，好的地方就是他蠻有生活的情趣，就像晚明的文人一樣，臺灣的文人其實帶著非常強烈明代晚期的風格，明代晚期的文人，大家知道很會玩生活，玩得非常、非常有情調(diào)，非常、非常有氣質(zhì)，可是有一個缺點，這些人內(nèi)心深處都有一種虛無在，都有一點玩物喪志，因為他們對現(xiàn)實是失望的，找不到著力點。當然臺灣的知識分子這一點跟大陸不一樣，大陸的知識分子，我覺得比較沒有什么虛無的問題，可是大陸的知識分子脾氣很不好，很容易生氣、很容易憤怒。我后來感覺就是大概只要兩個知識分子坐在一起就開始罵，一天到晚罵罵……，然后我就在看他們的臉，我覺得他這樣罵下去，他的臉會越變越難看的，他何苦來哉啊？可是你看他不斷地在讀書，然后就不斷地罵，他又憂郁，又憤怒，總而言之離“悅、樂”兩個字都離得非常、非常遠。然后我覺得大陸知識分子有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大陸的知識分子非常喜歡罵政府，政府當然有問題，可是問題是我覺得整天這樣罵，罵著罵著，你罵得越厲害，政府提防知識分子就越提防越嚴密，然后兩邊互相猜疑，那個心態(tài)說說都不太健康。所以我覺得知識分子那個心態(tài)健康的比例越來越低，離孔子都越離越遠。我覺得兩岸知識分子的那種內(nèi)心的緊繃狀態(tài)，其實是從宋、明之后，理學家這樣一路演繹下來的，雖然從“五四運動”以來，他們在反對儒家、反對宋明儒家，可是實際上他們骨子里面遺傳的非常、非常多這種基因，“宋明理學”的基因是什么？第一個看元素；第二個過度認真，容易慷慨激昂，容易生氣、容易憤怒，你看那個理學家在罵人很恐怖的，稍微不對，他就對你發(fā)飚，然后動不動就罵你，結(jié)果這樣一個氣質(zhì)其實他有一直遺傳下來，然后一個人如果非常嚴肅，過度嚴肅之后，他常常會產(chǎn)生一個反作用力，就是他就開始容易虛偽。我前天在成都，朋友帶我去看一個劉文彩的莊園，劉文彩的莊園我不知道你們清不清楚，劉文彩他有一個兄弟叫劉文輝，以前四川的軍閥，他有一個莊園。我看那個莊園，我看一看還好，但是他有一個展覽的部分，我覺得對我也太有意思了，他雖然沒有講得很清楚，可是已經(jīng)昭然若揭，已經(jīng)說得很清楚了。他就怎么講？他說：1958年前后的時候，他們在劉文彩莊園那個地方偽造了一個水牢，后來一段時間還找了一個假的，說當時被劉文彩他們怎么迫害，那個人到處跟人家作見證，然后他還接受訪問，結(jié)果后來他知道那個人是假的。然后我就看到他們現(xiàn)在把五幾年、六幾年那些造假的東西，差不多都已經(jīng)跟我們說清楚了，我看他那個造假的東西覺得特別有趣，然后看著、看著，就看到那一個，他們有一個叫做收租院的雕塑，然后我看到那些雕塑特別有感覺，那些雕塑作品恐怕一、兩百個人以上，結(jié)果所有的那些作品，你當然可以說它非常有藝術(shù)成就，但是我覺得全部都是假的，因為那個神情、那個表情都不是中國人的表情，都不是中國人的神情，那個東西是被扭曲過的，在五幾年，六幾年那個時候為什么有那么多的虛偽、那么多造假的東西，很簡單，因為那個時代是很喜歡標榜偉大的時代，它是一個嚴肅、非常認真的時代，越嚴肅就越容易有虛偽，所以大家都知道后來“宋明理學”常常被人家批評說“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男盜女娼”，這個東西常常它會是一體兩面的東西，結(jié)果這一個東西，我自己的想法是一直到現(xiàn)在其實并沒有完全去除，就是說知識分子、讀書人的那種緊繃、那種虛偽其實都還殘存著，這些虛偽要怎么把它破掉？其實就是你回到人的那個樣子。我這一次在成都雙流縣他們請我的講座，那個題目非常偉大，偉大到我自己都覺得我受不了，那個題目叫“中華文化傳承的契機”，太偉大了，我就說哪有那么偉大的題目，我說：“如果我來跟大家談?wù)勚腥A文化、中國文化，我就會想跟大家講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yōu)槭裁匆謴椭腥A文化？我們?yōu)槭裁匆勚袊幕?rdquo;不是因為說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就談中國文化，我覺得沒有那么簡單，今天要談中國文化到底要談什么？要恢復什么？大家都讀國學，大家都背《四書五經(jīng)》，那就叫恢復中華文化嗎？我覺得不是，你可以把它講得很偉大，在我的感覺里面很簡單，我覺得談中國文化、恢復中國文化就一件很小很小、很簡單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讓中國人回到中國人應(yīng)該有的那張臉。陳丹青先生最近一直在談“民國范兒”，他在談一個東西很有意思，他拿了很多民國時代人的臉來談，因為他本來學美術(shù)的嘛，他對視覺上這些東西他特別敏感，他這方面的東西談得很有意思，談得非常好，他的意思是民國時代的這些人的臉我們現(xiàn)在找不到了，為什么？因為從1949年之后，因為種原因，使得中國人的臉開始變了、開始扭曲了，你如果在比較老一輩的，像在座這邊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他們的臉還會看得到那個痕跡，可是比較年輕一輩的，中青一輩的人，其實我們已經(jīng)不知不覺地被影響了。
談中國文化其實就是我們回到中國人該有的那張臉，我為什么說《收租院》那些東西都不好，因為那些人的臉沒有一張臉是真正中國人的臉，中國人的臉那是什么樣的臉？中國人的臉基本上那個肌肉是要放松的，是要像孔子這樣“聞風相悅”的，要有那個“悅”，你沒有那個悅、沒有那個樂、沒有那個喜，你再偉大的東西都是假的，這一點是一個最起碼、最關(guān)鍵的一個原點。中國人的臉，那要怎么來，那是中國人的性情，談中國文化其實談到最后就是恢復中國人該有的性情。那一天有一個朋友在問我說他自己小孩，因為學校里面的功課壓力很大，然后他很想讓小孩接觸傳統(tǒng)的這些《四書五經(jīng)》的東西，可是時間上又不允許，他覺得這個里面有沖突，他問我怎么辦？我就跟他說小孩讀《四書五經(jīng)》是好事，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情是培養(yǎng)小孩的性情，那個性情其實恐怕是從非常小的時候就要培養(yǎng)的。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我最有成就的那個例子，我生三個小孩的這個例子。我大女兒她剛開始生下來的時候，她是我們家第一個第三代，就是她是我父親第一個孫子，我有三個兄弟，老人家總是想抱孫子，現(xiàn)在有了一個孫子，不得了，太開心了，然后又是女生，他更開心，為什么？因為彌補他四十幾年來的遺憾，當初我們?nèi)齻€兄弟，我父親就是一直希望能夠生一個女兒，結(jié)果天不如人愿，怎么生都是男的，所以他這個遺憾整整四十年，結(jié)果最后我老婆生了一個女兒，他開心死了，又是孫子輩，又是孫女，結(jié)果他就開始非常風風光光地當起他的爺爺來，結(jié)果當了爺爺之后他性情大變，他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我從我小時候有記憶以來，我一直覺得我父親跟傳統(tǒng)的父親一樣，就是一個比較理性的，比較淡定的一個人，結(jié)果自從他有了孫女之后他才發(fā)現(xiàn)我父親竟然有那么強烈的非理性的一面，他會為了他的孫女跟人家計較，他以前從來不跟人家鄰居計較的，從來不說人家鄰居半句閑話，結(jié)果后來我發(fā)現(xiàn)他開始在抱怨鄰居某某，他抱怨的內(nèi)容是什么？莫名其妙把他孫女給搞哭了，怎么、怎么樣，都是因為他孫女，結(jié)果因為疼就變成寵，然后當時寵得不只我父親，包括我母親，包括我弟弟，包括我弟媳，總而言之全家人都在寵我那一個女兒，有一段時間、很長的時間我自己一個人在外面工作，我老婆跟女兒就呆在老家，當時我女兒真的是“三千寵愛集于一身”，那個時候大概她兩三個月的時候，我就已經(jīng)感覺不對勁，會有問題，結(jié)果到半年后，她才六個月大，我就發(fā)現(xiàn)問題非常嚴重，因為我在我女兒的身上看到有一份乖戾之氣，“乖戾”，她要怎么樣就怎么樣，她已經(jīng)變成是她阿公、她祖父的指南針，她指哪里阿公就一定要跟著去哪里，稍微不如她的意，他就發(fā)表嚴重的抗議，阿公就一定要乖乖地服從，她已經(jīng)完全可以徹底地使喚她祖父，然后所有的人統(tǒng)統(tǒng)以她為中心，我就開始感覺到我那個女兒性情有問題了，再這樣下去會完蛋。我剛開始跟我內(nèi)人在提這個事情，內(nèi)人不以為意，不太有感覺，后來慢慢她也發(fā)現(xiàn)好像將來會出問題，再這樣下去女兒性情再這樣下去將來會有問題，結(jié)果她也開始緊張了，緊張了之后，她就問我怎么辦？能不能勸勸祖父，勸勸阿公、阿媽，我就跟她說勸沒用的，這種情感的事情理性說服是最有沒有力量的，知識分子最喜歡理性說服，可是實際上這種事情能理性說服那才有鬼，這種事情不能講道理，它不是講道理講得通的，你跟他說你不能這樣子溺愛，你不能這樣寵，他每次都跟你回答我哪有溺愛，我哪有寵？好不容易有一個孫女我不寵不然要干嘛，你每次講他，他就開始變本加厲，所以理性說服完全沒用，所以我很清楚這件事情，我就跟我內(nèi)人講只有一個方法，什么方法？趕快生第二個，以量變產(chǎn)生質(zhì)變，結(jié)果后來就因為這樣，所以我老大跟老二只隔了一年四個月，我們很快就生了第二個，結(jié)果生了第二個之后，我大女兒的性情就變了，因為她被稀釋掉了，她的獨一無二已經(jīng)被稀釋掉，結(jié)果一直到現(xiàn)在，她現(xiàn)在小學四年級，我那個大女兒走出去人家都覺得我那個大女兒很乖巧，看起來就很像大姐，后來很會照顧她弟弟，那個是在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們幸好還把她板過來，不然今天哪里是這個樣子，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讀《四書五經(jīng)》，讀任何東西固然重要，但是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性情。所以我昨天就跟成都的朋友在講，讀《經(jīng)史子集》、讀《四書五經(jīng)》對一個人性情的影響，大家不要過度夸大它的重要性，它常常比不上什么？比不上傳統(tǒng)戲曲、比不上中國音樂、比不上民間小調(diào)對一個人性情的影響。為什么？音樂的東西它是更性情的東西，因為大家知道一個人閑著沒事在那邊唱一段歌的時候，那個完全是他性情的東西，音樂很難造假的，我們看一幅畫可以造假，比如看畢加索的畫，可能看看看你都看不懂，你不知道他畫什么，我都還可以裝一下，好像很有道理、很有意思，我們可以裝，可是音樂很難裝的，音樂你聽不下去就是聽不下去，尤其你一個人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會偽裝的，偽裝不來，因為它是性情的東西。就是說今天我在寫孔子的時候，有一些學院里面的人會非常不以為然，他覺得我談孔子談得半點兒學問都沒有，然后我也從來不做解釋，然后也不談古代的人怎么、怎么講，全部就是我薛仁明怎么講，我也不談思想、也不談?wù)軐W，也不講太多當時的歷史事，統(tǒng)統(tǒng)都沒有，那我在談什么？基本上我在談性情，所以這個書的前半部《孔子九章》去年7月的時候已經(jīng)在臺灣出版了，出版的時候，新書會，爾雅出版社的老板隱地先生七十來歲，他的夫人就在講說她在上海把我的《孔子九章》讀完，讀完她說她有一個感覺，她就拍拍我的肩膀，她說：“我們這位小老弟小我小了二、三十歲，可是我怎么覺得說我們這個小老弟好像是孔子的知己”，我后來就笑，我說我不能說是知己，談不上，我只能夠說我寫著、寫著，當大家感覺好像你離他們很近，好像有了那個說法，就是薛仁明寫的孔子好像寫到薛仁明在場，我好像在場，我是在當時的處境里邊，我自己的心情就是我們在閱讀任何東西，寫任何東西，我們要讀到這個狀態(tài)，就是我們今天讀一本書是要跟那一個作者心心相印的，是要直接去跟那個作者的生命去相通。我今天寫孔子，或者說大家來讀《論語》、讀孔子，我很希望我們能夠達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態(tài)。
今天這個東西講起來好像很深奧、很復雜，其實沒用，其實它很正常。我們今天為什么要讀書？我們讀書其實是不得以，最早沒有書，我們讀書是因為我們有一些人，我們本來想跟他見個面，想找他談一談，或者聽他講講話，但是因為時間、因為空間不允許，只好去讀他的書，我們讀書是為了讀他那個人，所以司馬遷有過一句話——“讀其書想見其人”，我們讀書是為了要看到后面那一個人，我們當初還沒有讀書之前，為什么想見一個人，是因為我們讀了這個書，我們第一個心情就是跟他聊天挺開心的，這個是第一個。這個也是原點，我們讀任何書一定要讀得開心。我有一次在臺北做“捷運”，就是地鐵，剛好看到有一個人上車，那一個人在臺灣還蠻有名氣的，叫王健壯，健康的健，強壯的壯，王健壯是《中國時報》的前任總主筆，是臺灣自由主義非常重要的一個知識分子。結(jié)果我就看了一下王健壯，我從頭到尾觀察他，覺得太有趣了，王健壯搭那班地鐵人還蠻少的，空空的。一上來剛好有一個位子他坐下來了，王健壯從頭到尾沒有抬起頭來看車廂里面的任何一個人，從頭到尾都沒有抬起頭來，他一上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從他的包包里邊拿一本書起來，就開始翻了，開始看了，這當然很好、很用功讀書、很認真，這是好事。但是我發(fā)現(xiàn)他從頭到尾那個眉頭是皺著的，然后一直皺皺皺到下車，把書收起來，人走出去。那個時候我有一個沖動，什么沖動呢？我想把那個書給搶過來，把它丟出去，你讀書讀了半天，讓自己眉頭一直皺著，你讀這個書干嘛呢？我的想法這個叫自虐。虐待自己，你讀了半天整個人眉頭皺著，那你不讀還比較好，大家知道有很多沒讀過書的人，其實看起來他們整個人身心都還蠻健康的，可是知識分子，這么健康的很少，為什么？我覺得他們是讀書讀壞了，讀書是好事，但是未必是好事，看你怎么讀，你是用什么心態(tài)來讀，再好的書都是一樣，你說《論語》是好書是嗎？當然是，可是我告訴你很多人讀《論語》也是讀得這樣整個眉頭緊皺，因為他本身心態(tài)就有問題。
我那一天在杭州還聽我一個杭州的朋友說他小時候讀一篇課文叫做《孔老二是個大草包》，因為我們臺灣沒有聽過這個，我一聽好新鮮。如果你是用“孔老二是個大草包”的心態(tài)來讀《論語》，你肯定不會讀到有喜悅，你一定一邊讀一邊罵，到最后你的眉頭也是緊皺的嘛，所以讀書是要看你是什么心態(tài)，你是什么態(tài)度，今天其實我來跟大家談，談孔子、談讀書，其實是我們要回到那個最根本的心態(tài)，你要讓你自己回到那樣一個喜悅的狀態(tài)，我們跟一個人聊天，找一個人談話，第一個就讓你自己喜悅，然后第二個當然還要可以更高一點的，因為如果只是喜悅的話，那我們就聽相聲就好了，可是相聲它有一個缺點，就是它畢竟比較單薄、比較浮面一點，所以我們喜悅再下來第二層就是他還要能夠達到你的心里面，他達到你心里面，怎么達到？很簡單，你跟他談完之后，你覺得你走出外面，覺得看這個世界跟剛剛好像有點兒不太一樣，走到外面看，你身邊的比較漂亮的，然后回到家里面，本來看不順眼的，看起來好像比較順眼一點了，你就改變了，我們讀書是為了這樣子，讀書是為了讓你看這個世界，為了讓你這個人變得比以前好、變得比以前有味道、變得比以后生活能夠更滋潤，這個是我們讀書最原來的目的，其實也是最后的目的。
我拉拉雜雜就先跟大家先簡單地介紹到這里，待會兒剩下的時間就交給各位了，請允許我先一分鐘先喝個茶，謝謝！
薛仁明：大家還沒有提問之前，我先打岔一下，因為今天是“世界讀書日”，主持人要我做一個必做功課，就是我推薦書目的部分，這個書目剛剛我才發(fā)現(xiàn)有一個小小的誤會。就是第一個是《論語白文》那個地方，我昨天才看到，我有一點佩服、肅然起敬，我覺得他們館方太厲害了，我原來所講的《論語白文》的意思就是只有《論語》，沒有注釋，就是臺灣很流行，大陸我知道這幾年很流行，就是給兒童讀經(jīng)的那種，王財貴教授他在推廣兒童讀經(jīng)，叫大家只讀《論語》、只讀哲學經(jīng)典的原文，不必有任何注釋，然后字大大的，我所說的《論語白文》就是這個，就是你不必任何注釋，你直接來讀，讀得懂就懂，讀不懂擱置沒關(guān)系，然后讓那些所有的字句不必經(jīng)過注釋，不必經(jīng)過解釋，突然讓它跳進去你心里面，這個叫做“素讀”，就是樸素，它完全沒有化妝，完全沒有經(jīng)過別人解釋的情況下我們來讀它。所以我第一個列的為什么是《論語白文》，就是我們先不要管誰講，我們就是先自己看，這個是我當初第一個要列的東西。后面要列的東西，可能我自己也搞不太清楚，我忘掉了，就我記憶中，包括《史記》里面的《孔子世家》，我特別強調(diào)一下《史記》里面的《孔子世家》。《孔子世家》里面所談孔子的部分，我寫《孔子九章》的時候大量地使用《孔子世家》里面的內(nèi)容，結(jié)果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臺灣是一個受儒家影響還不淺地方，然后很多人其實都是熟讀《論語》、《孟子》，尤其大概五十歲以上那一輩的人，他們整本《論語》幾乎是全部背起來，因為當初為了應(yīng)付考試，結(jié)果我在寫《孔子九章》的時候談了好多故事，結(jié)果很多人跟我反映說這些故事他怎么從來沒聽過，我說有啊，全部都在《史記》里面，《孔子世家》寫得很清楚，但是他們?yōu)槭裁炊紱]有讀過，這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孔子世家》里面的這些故事是從宋代，宋明理學儒家一枝獨秀之后，后來他們開始把里面的某些故事開始淡化，他們覺得這些故事跟孔子他們心中的那個很嚴肅的圣人，那個正宗儒家的那個孔子的形象不符合，結(jié)果他們開始不談這些故事了，結(jié)果這些故事就開始慢慢地淡化，大家知道臺灣的儒家的傳統(tǒng)是“宋明理學”的傳統(tǒng)，尤其大家知道蔣介石是王陽明的信徒，他受王陽明的影響非常非常深，所以我第二個跟大家列的就是這一個《孔子世家》。
第三個《孔子家語》。《孔子家語》如果是學院里面的學者他們常常說這一本之偽書，就是后代的人偽造的，我的看法是偽造的到底是不是偽造的無所謂，我關(guān)心的不是它是真是假，關(guān)心的是它是好是壞，就是如果一個故事是假的，如果它有辦法把它假得非常好，我覺得還是很好。到底這個故事是不是什么春秋戰(zhàn)國的時候?qū)懙模遣皇钦鎸嵉目鬃拥墓适拢矣X得有時候無所謂，只要他這個故事講得非常好，我覺得就夠了。大家知道《史記》里面有非常多的東西其實是司馬遷想象的，他未必真正看到，可是大家還是覺得他寫得非常、非常好，為什么？因為這個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是我們覺得跟他寫的那個人物可以接起來，非常傳神，既然可以傳神，是真是假就無所謂，《孔子家語》里面有非常多孔子的故事我覺得是很傳神的，所以學院里面會覺得他們有價值，但是我覺得他是很可以值得參考的。
再來是《莊子》，《莊子》這個部分，莊子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一個道家的人，但其實他是有很多東西是回應(yīng)莊子的，我對莊子的態(tài)度，是我自己很喜歡莊子，我談孔子是把他擺在儒、道互補的狀態(tài)下來談，所以我談的孔子跟后來儒家談的孔子比較不一樣，在我談的孔子身上會很清楚看到非常多的道家的色彩，甚至天津有一個書評家，說薛仁明筆下的《孔子隨喜》，作者的文筆、作者的文字里面很明顯的帶著一種隱士的味道，因為我自己長期地我之前有十六年左右時間是在一個半隱居的狀態(tài)，我住在臺灣一個非常、非常鄉(xiāng)下的地方，坐火車到臺北是要五個小時，上次我楊典講的時候，他的反應(yīng)是臺灣有這么大，有一個地方坐到臺北還要五個小時，當初是特別挑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山明水秀，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有某種隱居的情懷。所以我在談起老莊的東西，談起道家的東西，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覺得孔子他有這一面，所以他跟這些人在《論語》里面某些記載，他跟這些人是打交道的，人家對他有好感的，所以我特別也建議大家不妨把《莊子》談一談，可以看一看。
最后一個是《四書集注》，《四書集注》是這六、七百年來影響中國讀書人最深的一本書，我年輕的時候受這一本書影響很大。今天建議大家也可以看看的原因是因為這本書讀一讀之后，大家比較容易了解這一百年來的讀書人為什么變得那么糾結(jié)，為什么那么嚴肅，為什么那么緊繃，在這本書身上都看得到，所以未必是給大家直接幫助，它可能是一個反面教材。但是它里面有一些東西還是講得不錯，就看你怎么分辨，我大概就介紹到這邊，謝謝！
主持人：謝謝薛老師，下面就如薛老師所說我們進入互動環(huán)節(jié)，大家有什么問題舉手示意，這位女士。
提問1：我想問一下孔子的家庭對他性情有怎樣的影響？他的父母有沒有做一些特殊的功課？因為在中國大陸這一塊兒，我覺得年輕的父母這一代搞得自己的子女都非常緊張的，連周末還有晚上閑余的時間都沒有，請談?wù)勀目捶āＶx謝！
薛仁明：孔子的部分，大家知道他很小的時候他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也模模糊糊的，所以他從小受的家庭教育到底是什么，其實我們很難說得清楚，但是對他影響比較深的其實是他那個整個時代，他的那一整個時代，當時周代的整個文化的氣氛他還是非常明顯的，那個東西會影響到、滲透到當時的很多人，他其實是直接從這邊繼承的，就是說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一個詞叫“底蘊”，大家都知道我上回在杭州新書會的時候跟他們書店的一些員工在聊天，他們說他們那個書店去年年底去臺灣開年會，所以他們整個書店的人全部都去臺灣了，他們?nèi)ヅ_灣有一些感觸，他們說：“臺北有一些硬體建設(shè)很明顯已經(jīng)未必趕得上大陸了，但是他們還是很清楚感覺得到，臺灣的人的質(zhì)地確實還是比大陸好一點”，為什么？因為那個傳統(tǒng)的底蘊在，因為以前沒有那么多外在的力量把它干預掉、把它破壞掉，所以那個底蘊一直在，那個底蘊在，說實話，有時候小孩不見得是某一個家庭在教，有時候其實就是整個民間、整個底蘊在調(diào)教他。至于你剛剛講的大陸的小孩都非常緊張的原因不是小孩緊張，是大人緊張。
昨天我在成都有一個大學的老師就說：他們在教大學的時候，就覺得學生都不快樂。我說那是因為你們老師都不快樂，學生不快樂是因為老師不快樂，所以，今天我們先不要擔心小孩緊張，我們先看一看自己是不是很緊張，也不要太擔心小孩不快樂，我們要先看看我們自己能不能放松。先回到這個原點，臺灣也有很多家長非常緊張，然后一天到晚就是你講的禮拜一到禮拜天什么時候去送去什么班、什么班一大堆，我有好多朋友都是這樣。我也非常不以為然，可是我覺得這個人家家務(wù)事，我不方便多說什么，我在報紙上寫文章，偶爾會提到這一點，但是這個基本上是家長自己的心態(tài)。像我自己，我三個小孩，第一個不補習，第二個也沒有學任何什么才藝班，因為我去年暑假之后我把工作辭掉，我自己呆在家里寫寫東西，過完年之后我還叫我小兒子干脆就不要上學了，我小兒子他本來是讀幼兒園大班，不是義務(wù)教育，所以無妨，我就跟他說：你在家里陪陪爸爸吧。結(jié)果他現(xiàn)在除了叫我爸爸之外，他偶爾還會叫我校長，他說我是薛家幼稚園的校長，現(xiàn)在我這個當校長的人其實“無為而治”，我也沒教他什么，剛開始的時候不習慣，兩三天，后來他上軌道了，現(xiàn)在就怎么樣？每天早上，我就說薛樸，我的兒子姓薛名樸，我說薛樸咱們該上課了吧？他說好啊，他就干嘛，他就去拿一本書坐我附近，他在那兒翻翻，我突然想到，我就問他：“你今天在翻什么？”“《封神榜》”，“噢，好啊”，第二節(jié)課“你在翻什么？”還是《封神榜》，“噢，好啊”，偶爾就變《西游記》，好啊，到下午，有時候他就開始拿他的龍泉寶劍，木頭做的劍，客廳到我們的房間跑來跑去，他在練劍，偶爾心血來潮，他說他要蹲馬步，“噢，好啊”。然后下午他比較常做的事情是干嘛呢？他在看京劇，五歲多，他很愛看京劇，怎么看？看DVD，現(xiàn)在都不是我播給他，都是他自己拿，我們家每一張DVD的光碟都有刮痕，因為都是被他到處亂弄，弄得到處傷痕累累，可是我不管他的，然后他自己在那邊看，看京劇，最早是看那種小朋友喜歡看的孫悟空，所以他有一段時間的偶像是裴艷玲，裴艷玲河北梆子戲院人間國寶，后來層次變高了，不知不覺就層次變高了，他開始看《群英會》，他的偶像變了，變成是趙子龍，是天津京劇院的當家武生王立軍，因為他知道我跟臺灣有一些京劇演員都有一點認識，他有一天突然問我說：“爸，你認不認識王立軍？”我說：“我還沒到那個程度”，然后后來他檔次又提高了，不僅是武生了，他在看武生那一段時間，他偶像就是趙云，結(jié)果偶像在趙云的時候，他有一天心血來潮，就說他要取一個字，他說他有名，他要有一個字，我說：“你要取什么字？”他說：“就叫子龍”（笑），姓薛名樸字子龍，我說好，挺好的。自從他有一個字之后我們有一個好處，就是五歲多的小孩有時候愛胡鬧，愛哭，愛哭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子來教訓他：哎，子龍啊，趙云小時候有你這么愛哭嗎？有一點點用，不是太管用，但是有一點點用。他現(xiàn)在開始會唱唱段，以前半年前唱的唱段是《甘露寺》唱段喬玄，最近他唱的唱段又提高檔次了，是《蕭何月下追韓信》，他變成蕭何了，每天就是什么“問將軍，這山又高，這水又長”，唱得挺好的。小孩我就覺得這樣子就挺好了。然后他就這樣看著、看著，突然有一天我發(fā)現(xiàn)，我在那邊寫稿子的時候，他竟然在旁邊念，結(jié)果我整篇稿子他竟然可以念出90%的字，我說：“哎喲，你怎么可以認識那么多字？”他說：“我不知道啊”，我就問他說：“媽媽有教你嗎？”他說：“沒有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后來我才清楚，大部分是看京劇看出來的。說實話，我對他幾乎不管，應(yīng)該說我就覺得他這個狀態(tài)也挺好的，因為我放得松。我第一本書《胡蘭成:天地之始》在臺灣出版的時候，在臺灣的文化界有一點點影響，臺灣有一個最重要的報紙的副刊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他們的主編，后來我知道他跟很多人推薦這本書，可是，他推薦這本書的時候我不覺得有多得意，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得意，什么事情呢？去年過年的時候，我去跟我老師林谷芳老師拜年，拜完年之后，我就帶著我老婆和小孩，我就順便看一下《人間副刊》主編也跟他簡單地拜個年，結(jié)果這個《人間副刊》主編楊澤見了我這三個小孩之后就看了一下，等到我老婆、小孩先走了，楊澤就跟我講：“薛仁明，你這三個小孩養(yǎng)得好啊，現(xiàn)在在臺北找不到這樣的小孩”，我覺得這個是對我最高的肯定，比我什么書寫得好都還得意。基本上我如果有什么好處的話，我這一方面我是松的，可是松并不是我不管，而是我知道有一個大方向我抓住了，小孩有哪些東西我們該讓他慢慢往這邊發(fā)展，可是我不太管細節(jié)，但是大方向要抓準了。這樣回答不知道會不會不讓你太失望。謝謝！
提問2：薛先生謝謝你這么好的發(fā)言。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怎么開始研究孔子？從你的性格來看，剛才你也介紹了，有一度你也想過隱居生活，有點類似于逃避社會（笑）。你怎么會開始研究這個問題，而且研究得這么深，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剛才你也提到，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有一個“新文化運動”，那個時候也是打倒“孔家店”，搞得非常厲害，但是孔子從歷史上來講過去一直是受人崇拜的，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兩千多年來都是受到尊崇的，從“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主將那些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估計你也知道，73年、74年“批林批孔”，過去我對孔子的了解就是他的《四書五經(jīng)》，也沒有這些書，所以在開始接觸了解孔子的一些事情，“文革”的時候把他叫做是“孔老二”，什么“吹鼓手”，還有什么矛盾，從那個時候才開始就開始有點兒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最近對于孔子的一種高潮是國學，塑孔子像，過去好些都弄倒了。最近看那個在國外設(shè)立孔子學院這個問題，我想問一下，你對這些現(xiàn)象怎么來看？因為我對這方面是沒有任何研究，過去也不大懂，所以很沖突地問你一些問題，謝謝！
薛仁明：謝謝！因為老前輩的問題很長，我聽到后來，我差一點把他第一個問題給忘掉。第一個問題，就是我記得不知道是阿誠曾經(jīng)講過，北京的小說家阿誠，他好像是講過一句話，就是1949年之后整個中國大陸隱士的傳統(tǒng)基本上是斷了，因為這個傳統(tǒng)斷了，可能我剛剛在講說我自己有一點隱居的狀態(tài)，嚴格來講我是半隱居，因為沒有全隱，可是也差不多，因為我在臺灣的文化界，我第一篇發(fā)表文章是已經(jīng)我過了40歲的事情，就是我在兩年前我才第一篇文章在報紙上登載，之前有很長的時間，我確實就是在鄉(xiāng)下過生活，純粹過生活。這樣一個比較隱的狀態(tài)，認真講它不是所謂逃避社會，就是中國隱的傳統(tǒng)基本上就是說他是跟比較主流的、比較流行的那個社會保持一個距離，他未必是逃避。后來我有一個朋友在講，說我這幾年寫的有一些文章，包括我談孔子談得那么別開生面，那么有意思，他說有一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我長期住在那么遠的地方，我一直靜靜地在看著臺灣的發(fā)展，甚至兩岸的發(fā)展，甚至是整個歷史的演變。就是說我住得那么遠，恐怕對我比較大的意思是我把自己拉到一個距離之外來看，你對這個社會不是逃避，其實你可能是拉到了一個距離之后，你更專心地來關(guān)注它。所以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南京旁邊有一個地方叫馬鞍山，馬鞍山那里有一個詩人叫楊戩，楊戩就是我書腰里面有把他列下去，他是2008年南方報系華人傳媒文學大獎年度詩人，是一個很重要的詩人，結(jié)果楊戩他是一直過著幾乎是隱居的生活，他就在家里照顧他老媽，他信佛、吃素，平常很少、很少出門，可是你看他跟社會好像不怎么來往的人，你看他在寫東西，措詞之嚴厲，我一回兒就是在一個月前，3月23號我有在臺灣發(fā)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比較特殊，是第一個篇幅很長四千七百個字，在《聯(lián)合報副刊》一天全部把它登完。還有第二個比較特殊的是那一天我有一個朋友，他本身是綠營的，是民進黨那邊，他有政治背景，他以前是施明德在擔任民進黨主席的時候主席辦公室的主任，他叫林文義，他本身也曾經(jīng)擔任過臺灣幾個綠營方面的報紙的副刊主編，這幾年退出了政壇，回到文壇，文學圈子。結(jié)果他讀我那篇讀得非常震動，結(jié)果他那一天早上就透過他有一個三十年的老朋友，他那個老朋友現(xiàn)在在總統(tǒng)府辦公室擔任主任，就是馬英九辦公室主任，結(jié)果透過這個朋友，把我那篇文章放到馬英九的桌上，聽說那天中午馬英九吃完午飯之后把我那篇讀完了。我那一篇里面就引了兩段楊戩的話，楊戩在批評大陸的教育，措詞很嚴厲，可是很多人都說他是一個隱居詩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所謂“隱”它不是逃避，他有時候是站在不同的點，就是當時我在臺灣開始寫孔的文章，《中國時報》的主編找我的時候，打電話給我，他是怎么講的，他講得很有意思。我自己在臺灣大學念歷史系的時候，我那個時代剛好是臺灣唯一的一個學運時代，當時臺灣學生運動，剛好就是李登輝當時在推動所謂的民主改革的時候，跟這個學生運動互相結(jié)合，結(jié)果學生運動的時代，年輕人很容易受到這些東西的影響，結(jié)果我一群歷史系的同學念到大四畢業(yè)的時候，全部拋棄歷史系，大家全部去直接跟社會更緊密地結(jié)合，所以我有一大堆朋友就改去念社會學、念政治學，即使繼續(xù)念歷史系，念的東西就是學院的東西，學院念的東西跟真正中國傳統(tǒng)的東西又是兩碼子事，結(jié)果我自己一個人當完兵，臺灣是義務(wù)役，每個人都要當兩年兵，結(jié)果我當完兵之后我就跑去鄉(xiāng)下開始過半隱居的生活了，結(jié)果那一次楊澤，就是《人間副刊》主編就跟我講，說當年你所有的那些朋友跑去讀社會學，跑去弄“學運”，結(jié)果弄到現(xiàn)在，你們當時的那一票臺大歷史系的同學，只有你一個人還浸泡在傳統(tǒng)里面，算一算也差不多十八年了，他說就好像王寶釧苦守寒窯十八年，你來寫一寫吧，就我一個。我自己住在鄉(xiāng)下后來有一個好處就是什么？就是臺灣這一、二十年整個現(xiàn)在什么本土化、什么國際化，好像大陸很多政治運動一樣，類似那個味道，結(jié)果這些東西我都是在這個暴風圈之外，我是隔著一個距離在看他們，好處就是有時候我反而看得更清楚，所以跟我今天來談孔子其實是沒有沖突的，我是對道家的東西有情感，可是我覺得正因為有情感，所以我談孔子才可以談得那么別開生面，因為我把孔子的面相給變得豐富了，因為我覺得他不是“宋明理學”所講的那么硬梆梆的孔子，所以我在我這本書的第一篇《素面相見》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樣？就是把孔子跟后來的儒家做切割，就是他們有重疊，但是不完全一樣，不要把他扯在一起，所以我在最后的一折，就是我寫《論語隨喜》最后一折，就是“吾日三省乎吾身”，那邊我在談曾子，我有一個論點，我說：后來的儒家傳統(tǒng)與其說是孔子建立的傳統(tǒng)，不如說是曾子根據(jù)他想象、根據(jù)他理解、根據(jù)曾子自己的特質(zhì)所建構(gòu)出來的傳統(tǒng)。然后里面當然有孔子的成份，但是有更多曾子的成份，所以我的結(jié)論叫做“讓孔子的歸孔子，讓曾子的歸曾子”，不要把他扯在一起，扯在一起其實對整個中國文化不是好事。所以我才談中國文化的時候，我一直主張一件事情，現(xiàn)在再談中國文化要恢復、要談國學可以，但是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要儒、釋、道三家均衡發(fā)展，不要再像“宋明理學”那樣就一枝獨秀，然后講來講去我們又回復到“宋明理學”那樣子，那我們這一百年不是白搞了嗎？這一百年，你說他們在那邊“打倒孔家店”有沒有道理？有道理，為什么有道理？因為當時整個儒家實在是太腐敗、太僵硬了，你本來就應(yīng)該把它打垮，可是打垮的時候后來產(chǎn)生的副作用，后來產(chǎn)生過激，甚至你很多東西外表打垮，可是你骨子里面還繼承，結(jié)果變得更糟糕，你另當別論，可是我們今天我們要想辦法把那些最根本在骨子里面的東西把它弄清楚，所以我后面講的這些東西也等于是回答前輩的第二個問題，我就回答到這邊，謝謝！
主持人：那位女士。
提問3：你好薛老師！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提到的新儒家，牟宗三他是屬于新儒家之一，你說他不屬于儒家，因為他是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那么我想問一下如今的儒家，它現(xiàn)在是新儒家，我們要怎么樣發(fā)展？用怎樣的方法、怎樣的內(nèi)容和形式把我們的儒家這個傳統(tǒng)文化繼承和發(fā)展下去？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我覺得就像臺灣的國學大師，就像傅佩榮，還有誰來著我給忘了。但是我覺得就是大陸對國學研究我覺得沒有臺灣研究得比較深刻，這是什么原因?qū)е碌模恐x謝！
薛仁明：好！這兩個問題我簡單地講一下，就是牟先生他們基本上就是說他是談儒家的西方哲學家，因為他的語言是西方哲學，他里面用康德的架構(gòu)把儒家的東西擺進去。牟先生他本身有沒有一些儒家的精神？有，他對中國文化情懷非常、非常深，這是事實，他這個部分里頭非常、非常動人，但是他本身這樣一個言說的方式最后就是他只會影響到學院里面這些有哲學興趣的人，可是儒家不是這一回事，儒家是要面對大眾的，儒家是要移風易俗的，儒家是要關(guān)心教化的，可是學院里面那些所有的新儒家他們只不過在大學呆過，只能夠用哲學語言講，所有那樣一條路，你不能說他完全錯，可是問題是他跟真正的儒家就是兩碼子事。你說到最后怎么做？其實將來儒家可能與其說在大學里面發(fā)展，可能更多的時候要開始慢慢在民間滋長，中國以前的教育有民間的書院，民間書院這樣一個系統(tǒng)如果在整個中國大陸它有辦法恢復的話，它對比較健康的儒家它就比較有辦法發(fā)展得好，至于要具體做，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層面，甚至就是說我這次在杭州、上海都還有跟一些朋友在提一件事情，整個中國文化要重建，有一個關(guān)鍵點，是大陸現(xiàn)在很少人面對這個問題的，就是要先恢復祭祀，大家想到祭祀就會以為是迷信，可是那是完全兩碼子事。什么是祭祀？祭祀就是你對天地萬物、對祖先、對歷史人物的感激之情，然后讓它變成有一個具體一個形式，那個叫祭祀。我祖母在我父親六歲的時候就去世，我母親在差不多二十三、四歲的時候嫁給我父親，換言之，就是我母親在嫁給我父親之前將近二十年前，我祖母就去世了，意思就是我母親不可能對我祖母有任何印象、任何情感，可是一直到現(xiàn)在，我母親幾十年來每年我祖母的忌日，她一定是很認真地跟她進行祭祀，該拜的要拜，那一天有什么其它的事情她都一定要排除掉，因為那一天是我祖母的忌日。這個東西是在干嘛？這個東西在培養(yǎng)人的性情，一個小孩子如果從小就是這樣子，祖先拜，天地拜，這個拜、那個拜，他對天地萬物，他對人就有情感，所以掃墓為什么那么重要？孔子講“慎終追遠，明德歸后”，你對你的祖先有情感，你對你現(xiàn)在父母親自然就有情感，你這個情感有了，真實了，你對旁邊的人就有情感，你人的味道就對了，所以祭祀是性情的最根本，將來要恢復，這一個一定要先恢復，這個東西不要把它跟迷信扯在一起，那是兩碼子事，這一點其實我想要特別跟大家強調(diào)。
至于你第二個問題，我又忘掉了。
提問3：是臺灣繼承傳統(tǒng)……
薛仁明：好，謝謝！是不是國學大師我們姑且不論，我先跟大家提醒一個事情，大家不要太強調(diào)大師這兩個字，不要太相信。我這一次在好幾個地方都否認，因為有人有那個企圖要把這個帽子放在我頭上，被我嚴厲地拒絕。我兩年前有一次在臺北有一場講座，那一場講座位階比較高一點，因為主辦單位是臺灣最大的一個企業(yè)，叫“臺積電”，他們文教基金會辦的一個關(guān)于書法的講座，請了三個人，另外兩個人都非常有分量，其中另外一個沒分量的就是我，結(jié)果三個人，這個講座他們就把它叫“大師講座”，然后我就馬上寫了一封信跟主辦單位講“我不是大師，這不是謙虛，這是事實，請把它撤掉，不然可以說另外兩個，但千萬不要把我放進去”。我的意思是很多很多人家說他是大師，還是他自稱是大師的，我建議大家先抱著一個保留的態(tài)度，因為在我來看，包括剛剛他所說的傅先生，其實跟所謂的大師是有距離的，傅先生其實他是一個西方哲學家，他談的傳統(tǒng)跟真正的傳統(tǒng)，單單談的方式就不是真正的傳統(tǒng)，他有他談得還不錯的地方，但是跟真正傳統(tǒng)是有距離的。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臺灣還是有一些人確實談得比較到位，為什么？就是我剛剛講的底蘊的問題，那個底蘊是因為幾十年來沒斷過，所以臺灣大概五十歲以上那一輩的人，尤其是六十歲以上的人談傳統(tǒng)都談得特別到位，為什么？因為他們從在這個傳統(tǒng)里面耳濡目染，所以隨便一談就是談自己的事。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李安，李安拍《臥虎藏龍》，怎么看都是比張藝謀拍《英雄》好看，為什么？你覺得有味道，李安那個《臥虎藏龍》單單你看他拍的竹林，你就覺得詩意昂然，那他的武俠看起來就是有味道，為什么？因為李安他們那一輩的人從小看武俠小說，那個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從小就是這樣看長大，那個就好像我兒子現(xiàn)在在講趙云、趙子龍一樣，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對他而言趙子龍不完全是一個歷史人物，是一個真實的，他們那一輩人從小就看這些東西耳濡目染，臺灣當時就那么標榜中國文化，因為從66年，從“文化大革命”之后臺灣在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所以這個東西、這個底蘊一直都在，這個底蘊其實是這二十年來因為去中國化，因為李登輝開始這個底蘊被傷害到，可是這個傷害對60歲以上那一輩的人完全沒有影響，影響最深的是30歲以下的那一輩。所以我常常在講兩岸囂張，真的是消長，我的《天地之始》出版之后我在臺灣到目前找不到超過三個30歲以下的讀者，可是在大陸到現(xiàn)在不能發(fā)行，可是我在大陸有一堆30歲以下的讀者，為什么？因為臺灣30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對你這個東西不會討厭，但是他也不會喜歡，他就是沒感覺，他對所有傳統(tǒng)的東西就是陌生、冷淡、沒感覺。這個是因為政治的原因，五、六十歲以上那一輩人當然沒有問題，大概就這樣，謝謝！
主持人：這邊有沒有讀者提問題，那位女士吧。
薛仁明：我能不能先打岔一下，請大家問一個問題就好，因為還有一些朋友還要問，第二個，實際的問題，你問兩個問題，我都會把一個問題給忘掉。
提問4：薛老師您好！我昨天正在看一本書，然后他講到了孔夫子在街上流浪的故事，說孔子問顏回，說：“我們像犀牛、老虎一樣落魄荒野，難道是我的思想有問題？”顏回回答說：“老師道行太深了，人家用不了，那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不用才顯得我們是金子，不融合并，不融然后變金子”，這個當然您剛才在講孔子的風骨也好，像莊子這種《逍遙游》這種游弋天地之間，01：42：58縈懷這種感覺也很好，但是請問在現(xiàn)在，當然你說剛才也談到大陸知識分子有一種非常糾結(jié)、非常壓力很大的感覺，但是您要知道生存壓力大，這是我們現(xiàn)在所要面對的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也就是我想問的是這種風骨和我們吃什么這兩個東西該如何統(tǒng)一到一起，或者說我們的風骨如何在我們現(xiàn)實的掙扎之中還能夠體現(xiàn)出來，無法被銷毀，謝謝。
薛仁明：我從剛剛一直沒有提到風骨這種字眼，為什么沒有提呢？因為我覺得風骨太偉大了，我現(xiàn)在一直很怕提偉大的東西，因為我覺得這一百年來知識分子會這么糾結(jié)，就是因為腦袋里有太偉大的東西，人生其實很簡單，都是很具體的，像生活有壓力，我們想辦法讓生活好過一點，然后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壓力。我們今天談孔子會有一點意思的地方是像剛剛這位朋友提的那個例子是當初他被包圍，然后有生命危險，孔子在周游列國有這種生命危險的次數(shù)最少三次，而且生命危險都是立即性的。談這些生命危險會有意思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們在讀歷史，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什么呢？不要把它當成純粹的是一個故事，不要把它當成就是過去的故事，我們在讀歷史的時候要有一個基本的態(tài)度，就是我們要設(shè)想自己如果是在那個狀態(tài)，這個時候這一段歷史對你就會有
